精英再生产：科举制度——谁来维护秩序

1. 科举的文明级意义 汉武帝之后，儒家学说成为了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，郡县制成为了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，中国的大一统国家，慢慢稳定下来。但这时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：谁来维护这个庞大国家的秩序？谁来帮助皇帝治理天下？ 在汉朝的时候，官员的选拔，主要靠“察举制”——由地方官员，推荐当地有德行、有才能的人，到中央去做官。这种制度，在汉朝初期，确实选拔出了很多有才能的人，但到了后期，就出现了很大的弊端——地方官员，往往会推荐自己的亲戚、朋友，或者有钱有势的人，而那些出身贫寒、有才能但没有后台的人，就没有机会成为官员。这样一来，官员的队伍，就慢慢被贵族和豪强垄断了，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，不关心百姓的疾苦，也不关心国家的安危，慢慢就会导致国家的混乱。 这种情况，一直持续了魏晋南北朝时期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实行“九品中正制”，虽然比察举制更规范一些，但本质上，还是由少数贵族和官员，来选拔官员，还是摆脱不了“血缘和门第”的束缚——出身名门望族的人，就算没有才能，也能轻松成为官员；出身贫寒的人，就算再有才能，也很难有出头之日。比如，当时有一句话，叫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世族”，意思是，最高级别的官员，没有一个是出身贫寒的；最低级别的官员，没有一个是出身名门望族的。这种制度，让很多有才能的寒门子弟，报国无门，也让官员的队伍，越来越腐朽，国家的统治，也越来越不稳定。 科举并非“一步到位”的产物。更准确地说：隋文帝时期已出现以考试取士的制度雏形（如进士科等），隋炀帝扩大规模并推动制度化；而真正成熟并形成稳定运作体系，则主要在唐代（贡举制度完善、进士科地位上升），到宋代进一步程序化与防弊化，才成为大一统国家最稳定的人才发动机之一。 直到隋朝的时候，一个全新的官员选拔制度出现了，它就是——科举制度。科举制度，是隋朝的隋文帝和隋炀帝创立的，唐朝的时候，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，宋朝的时候，达到了鼎盛，明清的时候，慢慢走向僵化，直到1905年，才被废除，前后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，是中国古代持续时间最长、影响最深远的官员选拔制度。 很多小朋友以为，科举制度，就是“考试做官”，和我们现在的考试差不多，但其实，科举制度的意义，远远不止“考试做官”那么简单。它不是简单的考试制度，而是一项持续一千多年的精英筛选机制，它完成了一项全球罕见的制度创新：用文化能力，而非血统或财富，决定政治上升通道。 简单来说，就是：无论你出身多么贫寒，无论你有没有钱、有没有后台，只要你努力学习，掌握了儒家的经典著作，通过了科举考试，就有机会成为官员，就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，甚至可以成为宰相，帮助皇帝治理天下；相反，就算你出身名门望族，就算你很有钱、有后台，如果没有文化能力，通不过科举考试，也不能成为官员，也没有机会掌握权力。 这种制度，就像给所有的年轻人，提供了一个“公平竞争”的机会，就像小朋友们在学校里，无论你家里有没有钱、有没有背景，只要你努力学习、成绩好，就会得到老师的表扬，就会成为班干部，就有机会为班级做贡献。科举制度，就是中国古代的“公平竞争机制”，它打破了贵族和豪强对官员队伍的垄断，让很多出身贫寒的有才能的人，有了出头之日，也让官员的队伍，变得越来越有活力、越来越有能力。
2. 科举的具体流程与有趣故事 科举制度的流程，非常严格、非常复杂，就像我们现在的考试，要经过“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”的层层选拔，科举考试，也要经过层层选拔，才能最终成为官员。以宋朝的科举制度为例，主要分为四个级别： 第一个级别，是“院试”，也叫“童试”，是科举考试的最低级别，由当地的知县或知府主持，参加考试的人，叫“童生”，无论年龄大小，只要没有通过院试，都叫“童生”。院试的考试内容，主要是儒家的经典著作，比如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，通过院试之后，就成为了“秀才”，秀才虽然还不是官员，但已经有了一定的身份，可以免除一部分赋税和徭役，还可以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。 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：明朝的时候，有一个叫范进的人，出身贫寒，从小就努力学习，想要通过科举考试，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但他考了很多次，都没有通过院试，一直是一个童生，直到54岁的时候，才终于通过了院试，成为了一名秀才。范进得知自己中了秀才之后，高兴得疯了，因为他努力了一辈子，终于有了出头之日。这个故事，虽然带有一些讽刺的意味，但也反映了科举制度，对当时的读书人来说，是多么重要的机会，也反映了读书人，为了通过科举考试，付出了多少努力。 第二个级别，是“乡试”，由各省的巡抚主持，每三年举行一次，参加考试的人，必须是秀才，考试的地点，在各省的省会城市。乡试的考试内容，比院试更难，主要是儒家的经典著作，还有策论（相当于现在的议论文，要求考生针对国家的某个问题，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解决方案）。通过乡试之后，就成为了“举人”，举人已经有了成为官员的资格，可以被任命为县级的小官员，比如县令的助手，也可以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。 第三个级别，是“会试”，由中央的礼部主持，每三年举行一次，参加考试的人，必须是举人，考试的地点，在都城北京（明清时期）。会试的考试内容，比乡试更难，主要是策论和诗赋，要求考生不仅要有扎实的儒家文化功底，还要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和优秀的文笔。通过会试之后，就成为了“贡士”，贡士可以参加最高级别的考试——殿试。 第四个级别，是“殿试”，由皇帝亲自主持，参加考试的人，必须是贡士，考试的地点，在皇宫里的太和殿（明清时期）。殿试的考试内容，主要是策论，皇帝会亲自出题，题目一般都是关于国家治理、百姓疾苦、边疆安全等重大问题，要求考生当场作答，皇帝会亲自阅读考生的试卷，然后根据考生的成绩和表现，确定考生的名次。 殿试的名次，分为三个等级，叫“三甲”：一甲只有三个人，分别是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赐“进士及第”，状元是第一名，榜眼是第二名，探花是第三名，他们可以直接被任命为中央的官员，比如翰林院编修，前途无量；二甲有几十个人，赐“进士出身”；三甲有几百个人，赐“同进士出身”，二甲和三甲的考生，也可以被任命为官员，只不过，一开始的官职，可能比较小，需要慢慢晋升。 科举考试的竞争，非常激烈，比如，在明朝的时候，每次乡试，全国有几十万秀才参加考试，但最终只能录取几千名举人，录取率非常低；每次会试，全国有几千名举人参加考试，但最终只能录取几百名贡士；殿试之后，能够成为进士的，只有几百人，而能够成为状元、榜眼、探花的，只有三个人。就像我们现在的高考，全国有几百万考生参加考试，但最终能够考上名牌大学的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，可见，科举考试的难度，非常大。 在科举历史上，有很多有趣的故事，其中，最著名的，就是“苏轼科举中第”的故事。苏轼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、书画家，唐宋八大家之一，他从小就聪明好学，才华横溢。苏轼的父亲苏洵，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，但苏洵少年的时候，不喜欢读书，直到27岁，才开始发奋读书，虽然很努力，但多次参加科举考试，都没有考中，成为了他一生的遗憾。 后来，苏洵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——苏轼和苏辙，从遥远的西蜀地区（现在的四川），来到都城开封，参加科举考试。他们在开封租了一间房子，专心备考，苏轼和苏辙都非常努力，每天都读书到深夜。1057年，苏轼和苏辙参加了礼部举行的会试，当时，大文豪欧阳修，担任会试的主考官，欧阳修非常重视人才，希望能够选拔出有真才实学的人。 苏轼在会试中，写了一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文章观点鲜明、文笔流畅，还充满了儒家的仁政思想，一下子就吸引了欧阳修的注意。欧阳修读完这篇文章后，赞不绝口，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，作者一定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。他本来想把这篇文章评为会试第一名，但又担心这篇文章是自己的弟子曾巩写的——欧阳修为人正直，不想让人说自己偏袒弟子，于是就把这篇文章评为了第二名。 等到会试放榜的时候，欧阳修才知道，这篇优秀的文章，并不是自己的弟子曾巩写的，而是来自西蜀的年轻人苏轼。欧阳修又惊又喜，他特意召见了苏轼，对他说：“你这么有才华，将来一定会超过我，成为天下有名的文学家！”后来，苏轼又参加了殿试，凭借自己的才华，顺利考中了进士，从此踏入了官场，不仅成为了著名的文学家，还做了很多为百姓谋福利的事情，比如在杭州修建苏堤，疏通西湖，让百姓们免受水患之苦，至今，苏堤还被杭州百姓铭记。 苏轼和弟弟苏辙，都顺利考中了进士，他们的父亲苏洵，虽然自己没有考中科举，但看到两个儿子有如此成就，也非常欣慰。后来，苏洵的文章也被天下人熟知，和苏轼、苏辙一起，被称为“三苏”，都列入了“唐宋八大家”，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科举制度虽然严格，但确实能选拔出有真才实学的人，不管你来自哪里、出身如何，只要有才华、肯努力，就一定能有出头之日。 还有一段流传甚广的轶闻：晚唐诗人温庭筠文思敏捷，“一挥而就”，因此被传说能替人“代作”多篇答卷。需要提醒的是，这类说法更接近科场传闻或文学夸张，未必能按现代证据标准坐实；但它确实折射出唐代科场文化的一面：考试既能激励才学，也会诱发技巧化与投机，制度需要不断“保养”才能维持公信。 除了苏轼，科举历史上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。比如，唐朝的时候，有一个叫温庭筠的人，才华横溢，尤其擅长写诗，但他性格孤傲，不喜欢迎合权贵，所以多次参加科举考试，都没有被录用。不过，温庭筠非常聪明，擅长“替考”，每次参加科举考试，他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完自己的试卷，然后偷偷帮其他考生写试卷，据说，他一次考试，就能帮十几个人替考，被当时的人称为“救数人”。虽然温庭筠自己没有考中科举，但他的才华，却被天下人熟知，成为了唐朝著名的诗人。
3. 科举对中华文明的深层影响 科举制度，不仅仅是一种官员选拔制度，它对中华文明的影响，深入到了方方面面，就像一条无形的线，把整个中华文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，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深层影响： 第一，它让儒家文化成为了中华文明的“共同语言”。科举考试的内容，主要是儒家的经典著作，无论是秀才、举人，还是进士，都必须熟练掌握儒家的思想和道德规范。这就意味着，全国各地的读书人，无论来自南方还是北方，无论来自富裕家庭还是贫寒家庭，都在学习同样的文化、同样的道德规范，慢慢就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。就像小朋友们，都在学习同样的语文课本、同样的道德与法治，慢慢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价值观，觉得大家是一家人。 比如，一个来自广东的读书人，和一个来自北京的读书人，虽然口音不同、生活习惯不同，但他们都读过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都认同儒家的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，都以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为自己的理想，他们见面之后，就能互相交流、互相理解，不会因为地域不同而产生隔阂。这种共同的文化认同，是中华文明能够长期延续、保持统一的重要原因之一。 第二，它让“公平竞争”的观念，深入人心。科举制度打破了血缘和门第的束缚，给了寒门子弟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，让他们知道，“努力学习，就能改变命运”。这种观念，一直影响着中国人，直到今天，我们依然提倡“公平竞争”，依然相信“知识改变命运”。比如，现在的高考，就和古代的科举制度一样，无论你出身如何，只要努力学习、成绩好，就能考上理想的大学，就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 第三，它稳定了官员队伍，保障了国家的长治久安。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，大多是有真才实学、有道德修养的人，他们熟悉儒家的思想和道德规范，懂得“为政以德”，懂得爱护百姓、治理好地方。这些官员，分布在全国各地，上到中央的宰相，下到地方的县令，他们就像一个个“螺丝钉”，共同维护着庞大国家的秩序，保障着国家的长治久安。 不过，科举制度到了明清时期，慢慢走向了僵化。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，主要考“八股文”，八股文有严格的格式要求，字数、句式、内容都有明确的规定，考生只能按照固定的格式来写，不能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。这种制度，慢慢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，让很多读书人，只知道死记硬背儒家经典，不知道灵活运用，也不知道关注百姓的疾苦和国家的发展，慢慢就变成了“书呆子”。 比如，明清时期，有很多读书人，一辈子都在研究八股文，只为了通过科举考试，成为官员，但他们除了会写八股文，什么都不会，不会种地、不会做工、不会经商，甚至连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。这种僵化的科举制度，慢慢阻碍了中国的发展，直到1905年，清朝政府才正式废除了科举制度，结束了它长达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。 虽然科举制度有它的弊端，但我们不能否定它的历史贡献。科举制度，是中华文明的一项伟大创新，它用文化能力代替了血缘和财富，决定了政治上升通道，稳定了精英结构，让中华文明的“大房子”，有了稳定的“管理者”，也让“大一统”的观念，更加深入人心。直到今天，我们依然能从科举制度中，学到很多东西，比如“公平竞争”“重视教育”“以德为先”，这些观念，依然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。